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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碱地上种粮食是什么体验？这位“新农人”有话说******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为了保证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人们对粮食的珍惜和劳作一天都没有停息。如今，我们通过高效治理模式，开始向盐碱地要粮食产量。吉林省西部属于多盐碱地，“新农人”武在洲在盐碱地里种水稻，2022年，他喜获丰收。在盐碱地上种粮食，他经历了哪些困难，又有哪些收获？

　　吉林省大安市兆丰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武在洲：我身后这堆稻谷就能卖到多少钱呢？80多万块。我这个晾晒场今年要是全能卖了，得卖将近600万元。以前村里人不信盐碱地能种出水稻，现在他们也服气了，纷纷跟着我一起干。听说大安市现在已经推广这种新技术70多万亩了，盐碱地真是变成了新粮仓。

　　吉林省大安市兆丰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武在洲：我以前是干建筑的，挣了点钱，可农村出来的人总感觉离开土地不踏实。2015年决定回村种水田，没想到亲戚朋友全都反对。那时候三十来岁，年轻有冲劲，又看到已经有人开始种了，所以觉得自己也行。没想到头一年上秋，亩产就三四十斤，赔了个底朝天，想来想去不甘心，还是那句话，我不服，但这回我不再蛮干了，种盐碱地光有力气不行，还得有科技。

　　吉林省大安市兆丰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武在洲：就是这块地给了我启发，给了我种植盐碱地的方法。这块地不是我的，是中科院专家的，上秋产量比我那高，平时长得也很茂盛，我就上他们这来学习了。

　　中国科学院大安碱地生态实验站高级工程师刘淼：他来到了我们大安碱地生态实验站，我们就给他推荐了现在的“大安模式”。

　　吉林省大安市兆丰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武在洲：专家说你之前靠传统的水洗盐的办法改造盐碱地效果肯定不行，得是良田、良种、良法，“三良一体化”高效治理模式才行。有了新技术当年亩产就超过了800斤，以前没服过谁，这下我是真服气了，第二年我又承包了3000亩盐碱地。

　　吉林省大安市兆丰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武在洲：这几年跟着中科院的专家，我不光学会了改地、种地，更懂得了其中的意义。我改种的盐碱地是国家十八亿亩耕地保护红线之外的土地，我多改一亩盐碱地就意味着国家多了一亩耕地。省里提出实施千亿斤粮食目标，最大的潜力就在我们西部盐碱地。

　　吉林省大安市兆丰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武在洲：刚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又给我们吃了定心丸。要向盐碱地要粮食，要让黑土地多打粮食。我们的路子看来走对了，心里就更踏实了。新一年，我和我的小伙伴，还有帮扶我们的科技团队，把这条路要走得更稳，更远。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