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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新时代背景下的国际传播路径******

　　杨陈

　　【提要】2015 年中国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做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重要讲话。国际传播能力既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大小的重要体现。本文拟结合近年来国内国际热点事件、中国新闻社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方面的具体实践等进行分析，探讨在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现状，以及未来如何更好地通过国际传播进行舆论引导。

　　【关键词】国际传播 对外报道 舆论 走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国际传播能力既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大小的重要体现。

　　一、国际传播的解释

　　国际传播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广义的国际传播包括所有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行为。狭义的国际传播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信息全球化的逐步展开而兴起的，在大众传播基础上所进行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

　　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国际传播，都包括两个部分。由外向内的传播：将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和变化传达给本国民众；由内向外的传播：把有关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传达给国际社会。[1]

　　二、当前我国国际传播和舆论引导能力现状及成因

　　近年来，西方大国为了把持国际话语垄断权，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得国际事务发言权，都在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力求在国际舆论竞争中赢得主动，从而提升本国主导或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在这期间，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但国际传播和舆论引导能力与一些西方国家相比仍显弱势。这主要受诸多内外因素的叠加影响。

　　外因方面，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受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国际利益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在中国问题报道上存在偏差和失实，在某些问题上大做文章、“带节奏”，误导世界人民的认知。

　　内因方面也同样值得中国媒体反思。首先，中国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传媒集团。西方的主要传媒集团均呈现出跨媒体、跨地域、多种传播业态发展的特征。2020 年公布的世界十大传媒集团排行榜中，美国独占 7 席，德国、法国、日本各有一家上榜。就中国而言，尽管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媒体均在大力推行传媒集团化发展，但还是以国内发展为主，总体实力有待提升。

　　其次是世界性新闻采编能力也有待提升。这主要受限于中国主流媒体在境外派驻记者站点的覆盖面。数据显示，目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 190 个海外记者站点，新华社在境外设有 180 个分支机构。上述两家在境外站点覆盖面上虽属全球媒体前列，但受制于人员配备等因素的影响，在新闻报道时效、独家、深度等方面还有进步空间。

　　此外，由于中国媒体生产的新闻信息产品在海外的有效落地不足，也导致了我们对国际主流舆论的影响力还相对偏低。具体体现在部分媒体对海外受众在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把握不够，以及在国际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报道中媒体的原创率和首发率相对较低。

　　三、对国际传播及舆论引导实现路径的思考与建议

　　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历史经验和实践证明，国际传播能力弱小，就无法掌握描述“中国形象”的主导权，向国际社会推介一个真实的中国；无法回击国际舆论的某些蓄意抹黑报道，只能被“带节奏”，使中国的负面形象在西方传媒的渲染之下放大。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形势下，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既需要我们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展示于人，引导国际社会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也需要我们主动设置议题，回应海外关切，对海外舆论长期关注的中国经济形势、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网络管理、民族宗教、人权问题等不回避、不绕弯，引导国际社会历史地、客观地、公正地看待这些问题。

　　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舆论引导能力，笔者建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小切口折射中国发展大时代

　　做好国际传播首先需要专注于内容建设本身，充分挖掘现有的新闻报道资源，引入情感的要素，在转变叙事口吻与传播语态的基础上，实现共情传播。

　　进入新时代，中国各领域发展突飞猛进。特别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不仅迅速遏制住了疫情蔓延势头，还稳住了经济持续对外开放的大盘。中国不断擦亮经济高质量发展底色，引发境外关注。

　　记者在进行国际传播时应充分考虑海外目标受众的接受心理和接受习惯。在报道时应善于用事实、数据说话，以小切口来折射大时代，即“见人”“见事”，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发展道路、发展理念融入一个个普通中国人、中国家庭、中国农村和城市社区等的故事中。

　　笔者认为，在诸多经济报道题材中，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四新”经济，是讲好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故事的突破口之一。以中国新闻社近年来刊发的 “四新”经济相关的海内外电讯通稿为例，《中秋市场“它经济”： 生活仪式感催生中国宠物经济新浪潮》《宠物殡葬师、宠物侦探等新职业兴起 中国宠物经济催熟千亿市场》《中国都市女青年热衷借“宠”消愁解压 催热宠物经济》等涉及宠物经济、新职业等“新经济”题材稿件均在多家境外媒体落地。

　　近年来，小到宠物用品、宠物零食，大到宠物摄影、宠物旅游等，中国的宠物经济产业已延伸至方方面面。从全球来看，人均宠物数量与 GDP 呈现正相关。加强这方面的报道，从民众身边喜闻乐见的小切口入手，折射了中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大时代。

　　(二)善用独特形象事件“借力打力”塑造中国形象

　　概念演绎、术语堆砌、空洞说教、满纸官话大话，是国际传播中的大忌。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利用独特形象、事件“借力打力”，通过对特定事物的报道，传递所要表达的价值观与理念，将更加“接地气”且达到被海外受众接受的传播效果。

　　在刚刚落幕的北京冬奥会上，“冰墩墩”一时成为“新晋顶流”，并引发社交狂欢。日本记者辻冈义堂多次在报道中安利“冰墩墩”，英国记者替家中 3 岁孙子追星“冰墩墩”，摩纳哥亲王希望带两个“冰墩墩”回家……

　　“冰墩墩”火爆出圈的背后，也证明了要做好国际传播，“选角”非常重要。作为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的设计以熊猫为原型，极大程度降低了吉祥物的认知成本与风险。“冰”象征纯洁、坚强，是冬奥会的特点；“墩墩”意喻敦厚、敦实、可爱，契合熊猫的整体形象，象征着冬奥会运动员强壮有力的身体、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鼓舞人心的奥林匹克精神。[2]在西方文化体系中，相较于龙，熊猫憨态可掬的模样也更容易让大众接受，能有效地为中国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国际形象。

　　“冰墩墩”的走红，大大开发和利用了海外社交平台，使得冬奥会的全民参与度大大增强，以“冰墩墩”为媒介接触点的“参与——互动——传播”机制建成，成功营造着一个“共同在场”的体验氛围。这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国际传播理念的转变、叙事方式的转变，以及对受众群体的关注。

　　巧用事件报道“借力打力”塑造中国形象同样重要。2021 年，一群北移的 15 头亚洲象途经云南省 3 个州(市)8 个县(市、区)，长途跋涉 110 多天、1300 多公里，顺利回家，全程人象平安。中外媒体在报道中，除了展现象群的迁徙过程，更多的是强调了沿途民众如何与象群和谐相处，如何为象群提供所需的食物、引导它们远离城市，中国在此过程中如何向民众普及保护知识和启动国家补偿机制。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亚洲象北移南归相关有效信息超过 67 万条，参与报道的海内外媒体超过 3000 家，覆盖全球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网阅读量 110 多亿次。[3] 从后续国际社会的反应来看，人们在为象群的可爱形象和团结互助而感叹的同时，也纷纷赞赏中国在野象迁徙过程中对它们的保护。

　　此次云南亚洲象北移南归事件重点讲好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个故事。通过巧妙设置外宣议题，提升对外发声“驾驭力”，全面创新的叙事语态也增强了国际传播的“亲和力”。

　　(三)实施本土化战略 “外”眼看中国

　　笔者认为，站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做好国际传播，寻求国际传播新路径，我们要打破以往的固有思维，即不要只考虑我们想告诉别人什么，而应该更多地考虑我们传播出去的内容的效果如何、落地如何。

　　中国新闻社作为以对外报道为主要新闻业务的国家通讯社，以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与中国有关系的外国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际通讯社，多年来始终与海外华文媒体紧密联系，密切合作，通过多种渠道推动稿件及播发内容在海外落地，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不错的境外传播效果，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出去。

　　近年来，中国新闻社及旗下各分社也意识到仅仅依托海外华文媒体的力量还远远不够，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在实践求变，实施本土化战略，更重视加强外国人在中国的报道，通过讲述这些外国人的故事，用他们的所见所思所想所悟来反映中国的变迁。

　　例如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曾采写《“不见外”的“老外”潘维康：向世界讲述真实中国》一文，稿件通过讲述厦门大学外籍教授潘维康在中国的故事，以一位外国学者的眼光展现了其亲身经历见证中国数十年的发展变化。这样的叙事方法，不仅让西方人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也让传播效果更具说服力。

　　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近年来也通过我驻外大使馆等渠道，与柬埔寨、泰国等国家的主流媒体开展多期短期驻华采访活动。通过带领境外主流媒体实地探访中国，增进其对中国的了解，从而发表一系列于我有利的客观报道。

　　在柬埔寨项目中，每期参访的 10 余名记者、编辑来自柬埔寨国家电视台、巴戎电视台、国家电台、妇女之声广播电台、《金边邮报》、《高棉时报》、《柬埔寨之光报》、Thmey Thmey 网站等柬埔寨主流媒体，涵盖了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在为期十天的采访行程中，记者们先后到访广西、广东、江苏、山东等省份，采访对象既涵盖了政府、高校、企业，又走访了中国农村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多方面广视野地聚焦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之后，记者团成员从不同的角度，用柬埔寨语、英语等宣传报道了中国经济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在柬埔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舆论效应持续发酵。上述多媒体的集中报道，积极正面地宣传了中国，在柬埔寨国内掀起了一股新的“中国热”，为进一步增进中柬两国人民友谊，促进两国民间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些报道，因为由更多境外主流媒体进行实地探访后刊发，则更容易为境外受众接受。

　　(四)寻找文化共鸣点 运用新兴媒体抢占传播制高点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是与生俱来的全球传播载体，具有跨越时空、天然落地的特点。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我们应努力寻找东西文化共鸣点，运用新兴媒体抢占国际传播制高点。

　　例如视频博主李子柒，就是通过寻找文化共鸣点，借助影像的力量塑造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样板。2016 年才入驻 YouTube 的李子柒受到海外粉丝热捧。李子柒的 YouTube 频道订阅者高达 1700 万。他们对李子柒用视频展示的中国山水田园农耕美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将其誉为“东方美食生活家”。

　　笔者认为，李子柒爆红海外，在国际传播中取得良好效果给予我们以下三点启示：

　　首先，从传播的内容上看，在李子柒的系列视频中，中国元素满满，无论是传统美食、时令节气、传统节日、古风物品、乡间农舍、写意山水，还是古方造纸、传统纺织、特色马奶酒、传统手工酱油，中国传统文化贯穿始终。这些中国元素让其视频在西方生活模式占主流的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显得独树一帜，颇具吸引力。

　　其次，李子柒的系列视频很好地抓住了民众的情感诉求。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现代都市生活的快节奏让许多人更加向往恬静、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李子柒的视频恰巧破解了这种焦虑，视频中展现的慢生活填补了人们内心的渴望，治愈系的叙事模式和剪辑手法更容易引起海内外观众的情感共鸣。

　　此外，传播的载体和形式也很重要。李子柒制作的系列短视频在海外的传播主要是依托YouTube 平台。YouTube 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共享网站，传播范围十分广泛。短视频作为媒介的一种，播放简单、观看不烧脑、不耗时，在全球也广受欢迎。再加上李子柒的视频使用大量同期声以突显真实感，背景音乐多为洞箫、琵琶等中国传统乐器所奏曲目，极少有中文对话，所以即便没有英文配音，没有英文字幕，也不妨碍视频的海外传播。

　　综上，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媒体，要抢占国际传播制高点，在重视内容选取的基础上，还应尽可能拓展海外受众广泛接受的传播形式，适 时 利 用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海外社交平台进行传播。

　　四、结语

　　本文结合近年来国内国际热点事件、中国新闻社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方面的具体实践等，分析了当前我国国际传播和舆论引导能力现状及成因，并对我国国际传播及舆论引导的实现路径提出思考与建议。作为媒体人，未来我们在思考向国际传播怎样的中国故事的同时，更需要我们考虑的是用什么方式去进行国际传播，怎样讲好境外民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故事，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作者杨陈系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采编中心副主任)

　　国际传播界·2022 年 第 7 期

　　参考文献 :

　　[1] 董璐 . 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 万千个 , 林存真 . 多重语境下的符号构建——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设计实践研究 [J].《艺术设计研究》，2021(03)：68-72.

　　[3] 云南“大象案例”获评全国“对外传播十大优秀案例”：云南文旅发布，2022-02-13

　　[4] 中国网红在海外的传播学分析——以李子柒为例：《采写编》2020 第 6 期

多学科融合，推进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李佳霖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于1972年。2022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50周年。1985年，中国加入该公约。1987年，中国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包括长城、周口店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以及泰山。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6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8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4项，为传承中华历史文脉、守护全人类文化瑰宝作出了重要贡献。近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倡议发起，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承办的首届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学术论坛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建言献策，促进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与人才培养，助力世界遗产事业发展。

　　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表示，通过世界遗产的申报实践，使大家对文化遗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比如从文物保护的语境走向文化遗产、世界遗产保护。“过去文物保护的对象是静态的古遗址、古墓葬等，如今强调保护活态的遗产，如人们居住的传统村落；过去文物保护只保护物质要素，现在非物质要素也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黎族的黎锦、哈尼族的耕作技术等都被纳入了保护之列。”单霁翔说。

　　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表示，平遥古城是人居型世界遗产的典型代表，城市开发、过度旅游、社区面临着被瓦解的风险是其要面对的挑战。邵甬介绍，成为世界遗产之后，平遥古城旅游快速发展，古城保护与发展出现了失衡状态，很多干字形商业街作为开发的主要区域，接受了外部投资，并且进行了装修甚至过度装修，但是很多传统院落却存在消极保护的状况。另外，平遥古城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社区缺乏比较强的凝聚力，社区居民对遗产的认知不足。

　　2006年，邵甬开始为平遥古城编制保护规划，为平遥古城的保护与发展提出相关策略。“一是古城价值的再阐释，从古城的古代到当代，从宏大叙事到日常人居，涵盖了金融之都、营城智慧等方面；二是古城定位的调整，将以旅游为主的古城调整为‘活着’的古城、宜居的世界遗产地；三是工作目标的调整，从‘保下来’到现在的‘活得好’。”邵甬说，团队为平遥古城编制了详细的保护规划，以求保存完整的中原汉民族城市特征，并保护好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出台了《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工程资金补助实施办法》，以期通过政府主导、居民自主和专家引导的激励制度，让老百姓在通过补助资金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修缮结果也能够符合保护规划制定的标准。同时，进行产业优化，鼓励旅游业之外的其他产业发展，形成有韧性的产业结构，比如把古城中的废弃用地活化利用为文化空间，鼓励文化产业植入，在古城里逐步形成了与文化遗产空间相结合的电影节、摄影节等。如今平遥的旅游总收入在逐年提高，但是门票收入占比越来越低，参与到相关产业中的居民也越来越多。

　　“开始规划时我们更多的是记录物，比如街巷、建筑，后来更多地去理解城市与人的历史以及人当下的需求，实现了‘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改变。在工作方法上，从原来的‘精英规划’转变为‘共同缔造’。比如成立社区工作坊，让老百姓了解古城的保护与发展，也了解他们的需求。”邵甬表示，人居型世界遗产的保护，既要坚持“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原则，还要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同时要回应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强调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重视人居环境的改善，实现宜居、活力、平等三大目标。

　　保护为主，倡导可持续发展

　　湖南武陵源于1992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武陵源成为中国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之一。2007年，武陵源成为国家5A级旅游风景名胜区。

　　武陵源的保护发展之路很好地印证了遗产保护理念的蝶变。2014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开展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展望时，把所有的自然遗产地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好；第二类是比较好但需要给予一些关注；第三类是重点关注；第四类是严重关注（大部分为列入濒危遗产名录的遗产地）。武陵源被列为重点关注类。2017年，武陵源再次被列为重点关注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关于武陵源的报告措辞非常犀利，比如认为武陵源的完整性尤其美学价值受到不可接受的丧失。同时强调旅游设施过度建设和持续游客增长给武陵源带来的威胁等。”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教授肖时珍说。

　　“我们受地方主管部门委托，按照世界遗产中心的要求编制了《武陵源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逐一回应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武陵源的担忧，以及武陵源所在的各级政府为实现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包括武陵源景区主入口的酒店、商铺等大多已拆除，并且进行了生态修复，武陵源在居民搬迁、环境污染防控等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等。我们也客观地评价了武陵源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对美学景观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还分析了索道、电梯等在促进遗产保护和展示、促进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和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很关注的游客人数，也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进行了数据核实与澄清。”肖时珍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可了他们的报告。2020年12月，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武陵源由“重点关注”类晋级为“比较好需要给予一些关注”类。“武陵源也调整了开发思路。比如之前武陵源计划再建一条鹞子寨索道，因为有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决议建议，如今已经放弃了这一计划。可以看到，武陵源从过去旅游大开发的阶段，逐渐演进到开发与保护并重的阶段，到如今进入以保护为主、倡导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肖时珍表示。

　　让原住民获得发展的红利

　　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8年，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保继刚带领团队对哈尼梯田进行了调查。“团队有60个人，其中20多人懂哈尼语。”保继刚说。

　　团队对元阳县35个自然村5682户做了实地调查。调查发现，村寨大部分年轻人出去打工了，空心化现象比较严重；遗产区以农业为主，产业结构非常单一； 35个村庄中，传统民居蘑菇房只剩下298栋。“经过调研和充分考虑，我们选择了阿者科村开展保护实践。”保继刚说。

　　阿者科村是35个村落中最贫困的一个村，因为交通不便导致村内新建设缓慢，也使得蘑菇房得到大量存留。“我们提出了‘阿者科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村民以村落和他的生产生活方式入股，占股70％，其中民居占40％，梯田占30%，居住占20%，户籍占10%。只要住着传统民居、种着梯田，村民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分红。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在传统民居以及梯田的保护上找到了抓手。从2018年6月开始，到2019年3月第一次分红，每户分了1600元。之后，村民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到2021年，每户分红达到3000元。”保继刚表示，在这个计划推进中，一直推行基层民主，公开所有的相关信息。有需要新增的管理制度，召开村民代表会进行商议，形成了新的管理制度就纳入阿者科的管理制度中。

　　“我们还给孩子们设立了教育奖励金，考上中学奖励500元，考上本科奖励1000元，每年发放。同时，还请当地村民教游客体验织布等，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些收入。”保继刚说。

　　作为中国旅游减贫方案，“阿者科计划”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试验田，从实践反哺理论。“其中最核心的是创造旅游吸引物的人，应该得到旅游带来的收益。”保继刚说。

　　“世界遗产保护的持续推进得益于建筑、旅游等领域人才参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张朝枝表示，文化遗产保护具有跨学科特征，因此培养好跨学科综合型人才是关键。据悉，从2018年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和张朝枝共同发起了遗产旅游联合工作坊。连续几年来，工作坊组织了多个专业的师生，在河南、河北、山西等重要遗产地开展调研，探索遗产地的保护发展。“以‘共同问题’为导向，多学科人才一起努力推进世界遗产保护。”张朝枝表示。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